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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财配资:方圆百里,AI芯片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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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30 11:57

“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我们的时代没有战争,没有经济大恐慌,我们的战争是心灵的战争,我们的恐慌就是自己的生活。”这句台词来自《搏击俱乐部》。现在有人觉得,它可能非常适合形容时下行业大变迁、企业沉沉浮浮中,那些正在迁徙的职场人群。

01

度过冬天

半年前,夏轩从没想过自己会离开深圳。此刻,他和那条一岁的柯基躲在浦东的单身公寓里瑟瑟发抖。风吹进落地窗和厚窗帘,物业修了好几次,室内温度也只是刚刚过了18度。

2018年6月以前,夏轩在金立做市场。

2017年年中,老东家传出舆论危机,传闻老板刘立荣赌博输掉上百亿元,以及金立拖欠供应商款项。后来,随着大供应商欧菲科技一纸诉状,告金立拖欠公司6.26亿元,口子越开越大。这年年会取消,整个公司沉浸在一种奇怪的氛围里。

夏轩身在其中,却一直不以为意,他觉得金立大厦就不止20个亿,除此之外,金立持有的微众银行、南粤银行的股份都让员工底气十足:几亿元的欠款金立怎么可能还不上?大多是媒体捕风捉影罢了。

2017年11月的时候,夏轩记得金立一口气发布了8款全面屏手机。在这场2017冬季产品发布会上,深圳卫视全程同步直播。尽管拖欠供应商欠款的消息已经漫天飞,夏轩和同事们仍然觉得这只是一次媒体制造的“新闻”。

夏轩一毕业就来到深圳加入金立。深圳是座适合生活的城市,有一些大公司,金立就是其中之一,更有大量有创造力的深圳老板遍布南山和华强北。

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

夏轩加入时适逢金立创始人刘立荣退居幕后,公司正在打造年轻化的产品线和互联网手机,但之后这些尝试均告失败,刘立荣重回公司,继续做商务品牌手机,以续航和安全性为主打。

在此之前,金立在功能机时代是最风光的国产手机,在国内市场上销量仅次于诺基亚和三星。到了2011年,智能手机时代来临之后,金立被小米和OV这些新秀反超,但已经是市面上“活得最长的手机企业”。

手机是个变化太快的行当。最近两年时间里,金立配合着业内的步调,每年开三到四次大型发布会,推出M系列大获成功后,接下来就是接二连三的滑铁卢。最终到2017年的时候,小米出货量接近1亿台,金立却只有2700万台,而这种差距仍在继续加大。

当局者却迷。直到工资开始延发,迟发了10多天,夏轩和同事们终于意识到“金立真的没钱了”。“我也是看媒体报道才知道的,记者会调查上游,我根本接触不到,知道的没有媒体多”,夏轩说道。

从那时起,夏轩把简历发给了所有在深企业。但现实冰冷。

深圳的大公司恰巧都有些变化。当时,腾讯正在进行有史以来的第三次架构调整,震荡不已,有同事一个月面了三四轮,最终也没能如愿进鹅厂。华为和OV则收紧了社招,前者门槛高,后者更倾向年轻的95后,简历递出去,等了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夏轩就对结果心知肚明。当然也有人找上门来,他接到猎头的电话,但多是小型创业公司,也有P2P企业的HR打电话来问:“最近有很多负面事件需要人手,能否尽快入职?”

主动找上来的都不是理想的选择。这些年,他亲眼目睹对面大厦的办公室不到3个月就换一个公司。“深圳小公司特别多,都是追风口的,风口一过,死一批”,夏轩对此太熟悉,他想要的是一份安稳,让他度过这个冬天。

2018年,手机行业成了一个“夕阳产业”,市场上的总销量下滑了两位数,除了华为、OPPO等头部几家公司,其他手机企业的日子都不好过。夏轩认识的几位在二三线手机企业的朋友,都转行去了其他科技行当。

至于P2P,有媒体报道,自6月1日到7月12日的42天之内,全国有108家P2P平台爆雷,数以千万投资者和借贷者被卷入这场浩劫。夏轩有一位朋友在一家网贷公司,在那场爆雷风波里似乎勉力支撑了下来。但就在前几天,那位朋友也吐槽说,公司已经开始低价甩卖饮水机和文件柜了。

直播也在摇摇欲坠。有关系好的朋友以4万的月薪进了某游戏直播平台,进去后发现自己要价亏了,大把人拿着两倍的工资坐在了跟他同样的职位上。后来,这位朋友还没待几个月,年底就被告知裁员。这是这个直播平台2018年成立的新项目。在媒体的后续报道中,这个部门不合乎常理的地方颇多,比如过高的工资、与总部之间的关系和龃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朋友刚入职,就又失业了”。

夏轩回忆自己当时的心境:“公司前景不明朗,未来又没有合适的,接下来该怎么办?不知道。”乐天派的夏轩第一次感觉到焦虑。

金立工业园曾是手机行业的代表园区之一

寻寻觅觅找了一圈,夏轩发现深圳可以选择的范围实在太狭窄。他希望下一家公司不要太初创,行业不要太夕阳,稳定性和安全系数也要高,三个标准划下来几乎没有选择。

2018年年中,夏轩从金立离开,没有给自己留下缓冲期,直接去了一家无人零售企业。夏轩不懂零售。他只知道,这家无人零售企业仅A轮融资就获得了几亿元,投资方也很牛。整个2018年,这家企业一直有新店落地,主要以大城市为主。

“起码这一两年内,公司不会死掉,那就意味着它比较稳定。”这是夏轩选择这家企业最重要的原因。

02

告别旧时代

过去这一年,倒下的不仅仅是金立,寒冬也冻死了锤子这只尚处幼年的小兽,这像是两个不同版本英雄末路的故事。有人怀疑,这又是个新旧交替的关键节点,过去代表新事物的,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旧时代的遗主。

在中国大陆上,“有毒”的苹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失去它的信众、经销商和革命伙伴。自iPhoneXR发布以来的三个月时间,苹果股价跌跌不休,总市值已累计蒸发4460亿美元,从全球上市公司市值第一位滑落到第四位,排在微软、亚马逊和谷歌之后。

2019年第一季度,苹果近20年来首次下调了业绩预期,第一季度的营收预估最高下调了近百亿美元。

陆非对此感受颇深。2007年,富士康处在高速的扩张期,陆非来到这里,亲眼见证这座超级工厂从30万人扩张到100万。他还记得那几年,深圳龙华园区一下子从几万人增加到20万人。

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龙华园区西南角

这座来自台湾的代工厂总是能抓住机遇。功能机时代它与诺基亚并肩作战,到了智能机时代又迅速勾搭上乔布斯,成了新统治者最亲密的伙伴。而现在,老员工陆非已经松口称“自己正在逐渐淡出富士康,开始了创业”,原因是公司的事情不多。

苹果的辉煌曾经给富士康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陆非透露,苹果是富士康最大的客户,贡献了主要的利润。郭台铭自乔布斯时代便和苹果搭上了线,由富士康代工的iPod一经出市便肃清了鱼龙混杂的MP3市场,优秀的设计和做工获得业界和市场好评,也由此开展了两个巨头的“革命友谊”。

陆非做的是IT,即企业信息化,尤其最近两年,不少企业大谈工业互联网,富士康更是倾注了不少资源,公司总裁郭台铭更是称富士康“走进历史转折中”,要为工业互联网迈向第三次工业革命掀开新篇章。

之前,IT技术体现在财务、供应链管理上,现在更多体现在流水线的数字化上,即用传感器把工人的操作、机器的状态都变成数字记录下来,再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方法分析诊断,以此提高生产效率。

2007年到2010年,在富士康疯狂建厂的那几年里,陆非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全国各地的奔波,陆非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但后来,他发现富士康逐渐放慢了建厂步伐,重复的事情做多了,陆非感到厌倦。几年前,陆非想要辞职,后来又被公司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挽留了下来,为富士康开疆辟土,总会更有些干劲。

在此期间,富士康的营收在持续增长,不过利润率不足5%。为此,这个代工厂也在谋求更赚钱的活法。造手机,做云计算,甚至还搞过电商企图吃掉京东,只是这些“时髦”的尝试最终都不了了之。陆非清楚,这源于富士康的基因,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和代工厂一切以利益为导向,那些以烧钱为模式的互联网经济,老郭玩不了。2018年6月,富士康在A股挂牌上市。郭台铭意气风发,提出搞工业互联,当时还打算在北京招三五百人做APP的开发,以起步年薪五六十万在业内招人。

然而这一计划随着苹果销量小于预期而搁置。苹果在9月份发布新机,原本打算起用60条生产线,但因为销量不理想,最终只保留了45条。“ 导致每个季度的出货量下调了大概800万台”。

在此背景下,富士康的裁员就毫无意外。富士康通常不会让工人直接卷铺盖离开,而是以不让加班或者上四天休三天的方式,把员工逼走。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不加班等于赚不到钱,很多人也就没有了继续干下去的动力,自然选择离开。

对管理层,甚至包括台湾干部,也在裁员。陆非听说,北京的一个研发中心裁掉了80%的人,这个手机研发中心有300多人,以台湾人为主。

“老郭很急。现在没订单,什么都干不了。富士康很有可能就此消沉了。”陆非叹一口气,他知道制造业的冬天已经降临很久了,富士康在这个漫长的冬天里也挣扎了很久,当苹果这位金主爸爸自己都开始手忙脚乱时,富士康显得更加被动了。

陆非已经有了自己的创业项目,方向是物联网,他说这要感谢富士康,一是前两年公司就在鼓励大家创业,二是富士康给他的创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人脉,这些陆非都铭记在心。

03

是魔幻还是宝藏?

相比制造业和手机行业的不景气,有些行业充满未来感和诱惑力,让不少追梦人放下过往,跑进了新的伊甸园。

2017年毕业后,文田去了某门户网站做社会新闻记者。尽管“门户网站”和“社会新闻”多少显得与这个时代脱节,但那个互联网公司给的待遇,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已经足够体面。

直到2018年1月,文田接到了一个新选题——关于区块链的一篇特写报道。当时区块链的概念已经借由徐小平悬赏1个比特币寻找泄密者走热,春节期间的“三点钟群”也热闹非凡。在这个被称为区块链第一干货群的微信群里,有红杉资本沈南鹏、360董事长周鸿祎、天使投资人蔡文胜、薛蛮子,甚至还有高晓松、佟丽娅、林允 、韩庚等明星。

春节七天里,三点钟群里发放的红包总额就达100万元以上。最为密集的一次是2月18日——薛蛮子的生日。当天晚上薛蛮子做完分享后,一阵红包雨持续了近20分钟。

互联网和科技圈的目光前所未有地集中过来,文田正是其中之一。她此前了解了一点比特币和挖矿的基础知识。选题推进的过程中,文田接触到一些行业内人士,一位大佬给文田描述了一种未来:这种技术能够实现变革,它将改变公司制度,也将改变生产关系。

做新闻的小文对这个技术的好奇到达了顶点,她想知道那个人说的到底是不是对的。小文一边跟同行交流,一边继续跑着自己的社会新闻。四月底的一天,文田跟往常一样去跑一个突发新闻,结果被告知其工作单位没有采访资质。后来小文得知是向她寻求帮助的受访者暗地里举报了小文,这让她备受打击和无力:“可能我刚入行不久,遇到这种情况很受挫。”那天回去,小文发了朋友圈,她怀疑做社会新闻的意义。

这条朋友圈开启了文田的区块链之旅。通讯录里的一位媒体前辈联系了文田,找她做专跑区块链的行业记者,小文同意了。跟外界想象不同的是,文田并没有一下子就拿着天价月薪挥霍人生,她在新单位的薪酬甚至比老东家略低。

文田认为自己还年轻,钱不该放在第一位,现在回想起来,文田只觉得那两个月“简直魔幻”。

她入职后第一天中午,公司十几个人聚餐,文田发现整个吃饭过程大家都在聊“炒币”和投资。她看着老板向后梳起来的油亮头发,与那一张一合不停的嘴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被骗进了传销组织。这些不过是开始而已。

文田上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亲自炒币。作为一家垂直类媒体,公司会跟很多区块链项目合作,常常能拿到优惠的私募名额。“当时我的老板就帮我投了10个ETH,嗯对,他借了我3万块钱,帮我买了,跟我说他帮我绝对不会亏的。”

当时交易挖矿模式被炒得火热,交易所成为整个区块链环节最暴利的环节,几乎所有人都扑上来,但Fcoin是唯一一个以“交易即挖矿”模式冲出来的交易所。不少人会同时注册两个账号,将资金在两个账号来回倒手,来获取收益。

正值风口期,比文田来得早的同事投了Fcoin,一个月赚了15万。等到文田来的时候Fcoin已经很难买了,她买的是另一个平台的币。

“炒币是最好的入行方式,老板跟我说的。他说的有一定道理,而且3万块我也能承受得起。”尽管那是毕业一年以来文田第一次进行投资,文田回忆当时的原因,也并不觉得后悔。

文田记得第一天开盘是下午三点,办公室所有人都守着电脑盯着盘,眼睛一眨不眨。文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3万元翻了倍成6万元,心脏咚咚跳,她知道那是一种虚拟的东西,但炒币带来的刺激感让文田难忘。

老板几乎是笑着从办公室另一头跳着过来的,得意忘了形。财富的飙升刺激了整个办公室的肾上腺素。有人在喊“xx币冲啊!”,有人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甚至有人开始幻想是不是能在北京买房了。“整个办公室都充斥着投机的心理”,文田保持着理性,她发现炒币已经开始异化这些媒体人,每个人都成了另一种样子。

跑社会新闻训练出来的敏锐和理性让文田越来越确认,自己是在参与一场泡沫。有次她去参加一场发布会,发言的CEO一张口就是一个门外汉,文田竟然坐在椅子上睡着了。等她醒来一睁眼,发现大屏幕上显示着自己的头像——中奖了!那是一个泛娱乐的虚拟货币,文田是二等奖,中了1万个平台币,对方承诺一上交易所就会把钱包账户打过去。

“你能想象吗?就像白日梦,睡一觉一睁眼,哇,整个世界魔幻得不行。”直到现在,文田回忆当时也不停地啧啧。文田确认直到现在那个币还没有上交易所,她说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悄无声息地烂尾。

再后来,文田就不去发布会了。大部分时候发布会都极其浮华,五星级酒店里的晚宴,一群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推杯换盏,文田受不了那些声色犬马。有一次,她甚至在一个活动上遇到了两个大学时期创业机构的人。这让她更深地感觉到:参与这场盛事的就是那些热衷追风口的人。

没到两个月,P2P爆雷,7月底,有投资难民游行。文田的新公司还在接项目的软文,最终那个币破发,文田觉得似乎自己是这场闹剧的帮凶。不到两个月,文田离开了这家区块链媒体,回归老本行,继续做起了不太性感的社会新闻记者。

文田离开后的十几天,2018年8月21日,规模最大的一次区块链自媒体清洗开始。当天晚上,一批区块链投的自媒体遭封号处理。两个月后,政策出台,要求所有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进行备案,完成备案后需在其对外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网络平台显著位置标明其备案编号。严格的监管之下,部分自媒体已经开始转型。

政策的出台和媒体的退潮,让整个币圈的温度降了下来。原本热闹的三点钟群早已消无声息,无数的区块链创业公司从车库咖啡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过。

文田那3万元的币已经跌去了三分之二,23岁的文田不以为然,她不会取出来,“它说不定还会涨起来的,就放着吧,已经被套住了”,那是她与区块链世界唯一的联系。

新事物出现时是不是诱惑,这很难以判定。跟文田一样,夏轩在那家无人零售店仅仅待了半年,他最终还是无法适应。夏轩迎来了一个新机会,一家做机器人的科技公司发出了邀请,他要去上海了。

04

谁才是未来?

“没想过来上海,来了也就来了。”夏轩扶了扶眼镜,他并没有对人生详实的规划,选择随时会根据现实发生变化。

入职的是一家做硬件的公司,这让夏轩找回了熟悉的感觉。公司里超过一半的人都是研发人员,他觉得这才是“创新”。回想起在无人零售店的几个月,夏轩不是很愉快,这位小伙子认为无人零售店宣传的意义大于实际的意义。他一脸笃定:“无人店并不是真的无人,连亚马逊都在说,它会腾出员工手上重复的工作,让这些员工更好地给顾客提供服务体验。”

“还是科技产品企业适合我,产品出来了,都是实打实的,不用假大空。”

比夏轩更酷的是小琳。两年前,她从长沙一家国企离职,背着父母独自来到北京,最终加入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两年的时间里,小琳眼看着公司人员扩了一倍不止,整个互联网裁员潮来临时,这里还在源源不断地招兵买马。

跟20多岁的夏轩和小琳相比,35岁的楼明做选择时要考虑得更多。这是一位互联网老将,他曾在BAT这个级别的互联网企业待了超过7年之久,做的是机器学习,服务过广告、电商等业务部门。

楼明早在两年前选择离开互联网公司,在他看来,移动互联网的这一波红利已经吃完。尽管出现了抖音这样的产品,也只是延长用户使用时间增加占有量,“已经没有太多想象力了”。楼明认为“自己已经在互联网公司做到头了,机器学习对于广告、推荐已经没有新意了,再做下去没有什么了”。

相反地,楼明认为在传统行业里,机器学习和AI仍然是崭新的,“这就像21世纪初互联网的状态,满地都是金子,可以挖掘的点很多,很有意思”。在这之后,楼明选择进入了一家传统企业,并在2018年确定自己在新公司的事业方向——AI医疗。医疗行业是一个还没有被互联网进行变革的行业,供需关系是核心,楼明认为人工智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2018年下半年,楼明面对的是AI人才紧缺,招人还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另一边却是互联网频频传出裁员和溃败的噩耗。楼明对此不感到奇怪,他反问:“我一直都没有看懂过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它到底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美团也是,它做事情的壁垒在哪里,我没有看清楚。”

不过,楼明承认,AI的落地依然不甚明朗。就AI医疗来说,首先数据少且具有私密性,其次标注困难,这些都是行业级难题。

有人进入,也有人离开。

郝锋是研究算法的,他的前东家包括业内备受认可的头部AI公司以及传统老牌的芯片公司,2018年年初他转而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在其云部门从事机器学习的部分。

谈起这次神奇的转行跨界过程,郝锋解释了其中的内在逻辑:最初郝锋是做芯片的,做芯片后发现自己不懂应用,开始了解算法;懂了芯片和算法后,中间怎么样去与工具连接起来呢?“后来我就去学了软件,当你把算法、软件和硬件三个结合起来,才能看清什么是重要的。”郝锋认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2018年中兴事件把造芯事业推到了公众的视野里。一位芯片产业链上的人说,其实早几年芯片就已经开始受到资本关注,随之带来的变化是,芯片行业的人才成了香饽饽。

做芯片设计的王兵,收入翻了一番,年薪从20多万元摇身变成50万元。王兵称,现在本科毕业生的薪资也被炒到了30万元。尽管如此,年底有知名芯片企业去清华校招时依然面临冷遇,与之对比的是旁边顺丰现场的爆满,“这个行业还是有壁垒”。

在芯片行当中,这两年AI芯片更是遍地开花。以中科院为中心画一个圆,方圆20公里,有小几十家芯片公司,它占据了中国AI芯片的半壁江山。AI创业公司鳞次栉比,还有华为、百度、阿里等巨头纷纷布局和推出AI芯片。

郝锋在电话中透露,一家芯片公司正在布局AI芯片,一直在找自己:“我不确定要不要去,可能还是会回到那个行业里,毕竟那是我一直在做的。”

不满30岁的蒋方舟曾经对“当下时代的选择”发表过看法,她认为现在社会的容错率变得很低,一步走错,过几年再回头,可能已经没有了容身之所。一个占据较高话语权的年轻人说出这句话时,更加剧了一些职场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焦虑感。

而这些在科技行业和北上广深摸索人生的人,尽管有着焦虑,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有选择的余地和转圜的空间。

现在,28岁的夏轩裹在白色羽绒服里,觉得自己很幸运,他觉得能度过这个冬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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