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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晚间消息,苏宁易购(002024.SZ)发布2017年报。财报显示,2017年苏宁易购实现营收1879.28亿元,同比增长26.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3亿元,同比增长498.02%;基本每股收益为0.45元。另外,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

报告期内公司基于整体发展战略安排,出售了部分股份,在扣除初始购股本金以及股份发行有关成本及相关直接费用后,实现净利润约人民币32.85亿元,占2017年全年净利的77.97%。

报告期内公司线上平台实体商品交易总规模为1266.96亿元(含税),同比增长57.37%,其中线上平台自营商品销售规模974.60亿元(含税),同比增长57.52%,开放平台商品交易规模为292.36亿元(含税)。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来源: 郑超前

3月27日,美团网创始人兼CEO王兴接受了硅谷科技新闻媒体The Information的采访,讲述了美团的一些往事和对未来的规划。

2010年,王兴创办了美团网,至今已有八年。最初,美团的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和,后者还参与了公司后续几轮融资,在美团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5年10月,美团与大众点评正式宣布合并,公司估值由70亿美元提高到180亿美元,而大众点评的后盾是。那时,美团就已经和阿里巴巴分道扬镳了。王兴表示,这主要是因为阿里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控制权,但王兴希望美团能够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

如今,美团已经成为了估值达到300亿美元的线上服务平台。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团近期正在讨论最早于2018年年内在香港IPO,估值600亿美元。

王兴表示,自己在公司占有的股份略微超过10%。以此计算,如果公司成功IPO,那他的个人资产将会达到80亿美元(按照800亿的估值计算)。王兴还表示,由于始终没有出售手中的股份,他只能找父母借钱来补贴家用。

目前,美团的业务已经涉及到外卖、电影票、旅游等多个领域,覆盖了超过3亿国内用户。

“虽然我们看起来像是在发展很多不同的业务,但实际上只是朝着一个目标在努力。”王兴说道。“仔细观察所有垂直领域后,你会发现他们总会在某个用户群体形成交集;而就餐、点餐、看电影、旅游、租车的用户,基本上就是同一群人。”

过去一年,共计3.2亿用户在美团上进行过至少一次消费。美团方面表示,大约90%的用户流量都是来自于自己的APP,这同时大大降低了用户尝试新服务的成本。

但王兴认为这远远不够。美团的核心业务是食品,每天会产生2000万单外卖服务,这几乎占据了整个美团一半的业务量。不过,“单就中国13亿人口来看,大部分都是一日三餐,每天就应该有40亿顿饭。”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他相信,美团未来将会服务于中国6.5亿中产阶级人群,而智能手机在这群人中几乎全部普及。这是个雄伟的目标,国内能够达到这个规模的互联网企业也是少之又少。比如,微信最新公户的月活跃用户是10亿,阿里巴巴的月活跃用户为5.8亿。

“用户可以在或淘宝上买到非常多东西,但这两者都只是用于购买实物的电商平台(e-commerce platforms for physical goods),而美团则是能够购买服务的电商平台(an e-commerce platform for services)。”他补充道,“哪种电商平台能够拥有上百万甚至数十亿的交易呢?”

王兴还提到,美团最大的成本来自于50万名送餐骑手。过去一年,他们送出了约70亿份外卖,所有配送路径都是通过算法计算得出的,从而保证每个订单的配送时间不超过28分钟,并且尽可能触及更多顾客。

与此同时,美团还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致力于开发出能够送餐的智能机器人。王兴表示,这种送餐机器人能够在五年内投入使用。

“说实话,这仅仅是时间问题。”他说道。

原标题:担心被晾一边,安倍着急要访问平壤!

[环球网综合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想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时间就紧跟在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之后,地点就在朝鲜首都平壤”,日本《朝日新闻》29日放出一则消息,让世界突然注意到,在最近局势急剧变化的朝鲜半岛问题上,日本尴尬地充当“局外人”已经很久了。2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杨洁篪访问韩国、韩朝高级别会谈在板门店举行,多方穿梭外交时,日本受到的却是朝鲜的指责。朝鲜《劳动新闻》29日发表署名评论,批评“面临统治危机和内外交困局面的日本安倍党羽不断策动反朝鲜的政策”。很多分析并不看好日朝首脑会谈的前景,当然,这似乎不影响日本向朝鲜示好的热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专家的分析称,安倍与特朗普的“兄弟情”并没有带来好处,“安倍别无选择,不得不在一些事情上强装欢颜,重新入局。”

“不带日本玩”心理作怪

据《朝日新闻》29日报道,日本已表露了与朝鲜举行双边会晤的想法,透过在日朝鲜人联合会表达了举行领导人会面的愿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已经通过各种场合和途径与朝鲜进行交流,比如通过我们驻北京大使馆,但是我不能说具体的细节。”报道还说,有朝鲜消息人士透露,朝鲜高层近日开始向朝鲜劳动党干部提起,6月初可能举行朝日领导人会谈,地点可能在平壤。

美国《商业内幕》也报道说,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据称已经寻求美国副总统彭斯和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传递与金正恩会面的请求。如果最终举行会谈,那将是自2004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访问平壤以来,日朝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日本此举明显是向朝鲜示好,与它此前在朝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截然不同。特别是在金正恩访华会晤习近平的消息轰动世界之后,加上朝韩、朝美领导人会谈在未来两个月内将陆续举行,日本才放出安倍急着要会见金正恩的消息,日本是什么打算?

“日本想与金正恩举行会面与其说是出于战略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恐惧,担心日本被抛在朝鲜政策博弈之外,担心安倍在国内被看成是虚弱的领导人。” 曾在美国国务院专门研究朝韩问题的前外交官大场敏太郎告诉《商业内幕》记者说,安倍的支持率已经降至其2012年执政以来的新低,“或许他希望这次会面能改变公共叙事。”还有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说,安倍主动提出与朝鲜领导人会面可能是一个审慎的决定。通过向金正恩发出会面邀请,日本可以在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合作增强时尽力保持其在该地区的重要性。

《环球时报》记者29日接触到一些日本民众也说,安倍一心想干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之后,登上战后日本首相任期第一名的宝座。然而国内方面森友学园“地价门”丑闻持续发酵,安倍支持率创下新低,若想在今秋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迫切需要在外交方面做出成绩,日朝首脑会谈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日的文章分析称,东京一直担心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被晾在一边,这就是出了名的“不带日本玩”心理,在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会面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又出现同样心理。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朝鲜半岛事务研究员科林斯说,自从特朗普接受与金正恩会面的邀请后,东京就一直努力向平壤示好,“他们不想被将要达成的任何协议晾在一边,他们非常渴望参与进来。”

日本陷入外交孤立

29日,日本TBS电视台展示了一张图,上面有中、韩、美、日、俄领导人以及金正恩的照片,其中预定和已经进行了首脑会谈的国家之间用粗线相连。从该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美、朝、韩、俄之间都有连线,但安倍和金正恩之间的照片没有连线,因此TBS电视台担心地说,只有日本不在朝鲜的视野内,因为朝鲜或其他国家都知道,只要与美国关系搞好了,日本自然会跟上。

29日的几个消息显示,日本并未摆脱外交困境。

《劳动新闻》29日发表署名评论说,在朝鲜主动努力下,北南关系出现改善,但在此时,面临统治危机和内外交困局面的日本安倍党羽却不断策动反朝鲜的政策。不久前,安倍党羽向南朝鲜政府人士表示,要对朝鲜提出“日本人绑架问题”。另外,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南朝鲜外交部长康京和会见时也叫嚣着要对朝鲜“持续制裁和压迫”。评论说,众所周知,安倍党羽疯狂追求军事大国梦,妄图通过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能够战争的国家”。对幻想着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反动派们来说,朝鲜半岛局势缓和是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将朝鲜“威胁”作为借口复活军国主义,以实现再次侵略朝鲜的野心才是日本的真实想法。日本反动派们越是持续对朝鲜的敌对政策,越会受到更大的责难和嘲笑。

朝鲜在批评日本的同时,与韩国相谈甚欢,与国际组织的交往频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9日抵达朝鲜平壤,就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朝鲜选手参赛准备事宜与朝方磋商。

同一天,朝韩高级别会谈在朝韩边境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举行。韩联社称,会谈就“2018南北首脑会晤”的相关议题达成一致,即双方商定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将于4月27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首脑会谈。首脑会谈时将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缓和军事紧张、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等议题。

“一气呵成”“其乐融融”,韩国媒体如此形容当天举行的韩朝高级别会谈。据悉,会谈于北京时间9时许开始,13时13分结束,其间双方代表几轮接洽下来的总时长为91分钟。双方忙着谈细节,甚至错过了午餐。《先驱经济》称,在距韩朝首脑会晤举行不足一个月的情况下,此次双方如此罕见地“速战速决”达成协议,反映了韩朝为成功举行首脑会晤的共同坚定意志。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29日在首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杨洁篪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访华的情况向韩方做了详细说明,并表示当前半岛形势发生积极变化,国际社会要努力延续并巩固这一势头。中方期待南北和朝美首脑会晤顺利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就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构建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等问题中韩两国将加强合作。30日,杨洁篪还将与文在寅总统和外交部长康京和举行会谈。

日本为何被边缘 化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周永生29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称,尽管安倍晋三特别想跟金正恩见面,但朝鲜方面的意愿还不明朗,所以安倍晋三与金正恩见面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恐怕只是透出一种风声。

周永生认为,整个外交政策缺乏弹性是导致日本外交处境陷入被动的主要原因,比如在朝鲜问题上,日本曾经比美国还激进,主张强力制裁朝鲜,结果美国变了一下,两国元首要见面,一下把日本闪到一边,让它感到很憋屈。再比如日本政府近些年长期和中国对抗,并且一点儿也不愿意改变这种路线,直到中美两国元首互访、会谈,日本眼看又要“被抛弃了”的时候,就表现出特别高的积极性想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发现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磕磕绊绊,就又放慢步子开始拖,犹犹豫豫。日本外交政策的固化使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变得越来越像个局外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日美关系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乌云密布”,《日本经济新闻》29日评论说,随着朝鲜局势急转,中美重新夺回影响力,日本的存在感相对降低。以往安倍外交方面的缺陷都可以通过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修补,然而日美关系的动摇让安倍外交迎来严峻局面。此外,在商贸领域特朗普政府对日本持有明显的强硬态度,预计4月中旬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恐成为今后日美关系的试金石。日本未来在朝鲜局势等方面可以发挥影响力作用的机会也将减少。

美国《商业内幕》说,在金正恩本周访问中国后,日本被彻底抛在局外。就朝鲜问题而言,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华盛顿最亲密的盟友。自从特朗普执政后,安倍做出巨大努力与这位商人总统保持亲密的私人关系,在特朗普执政的前11个月里,安倍和特朗普两人通过13次电话。但日本没有接到特朗普决定与金正恩会面的提早通报,安倍突然发现靠边站了,被边缘 化了。

安倍晋三公开表达了这种担忧。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安倍28日在议会说,他担心在美朝领导人会谈时,特朗普把焦点放在洲际弹道导弹上,而漏掉对日本构成威胁却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短程导弹。日本专家认为,这对日本是一个灾难。

[环球时报驻日本、朝鲜、韩国特派特约记者  蓝雅歌  莽九晨  陈尚文  李军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陈一]

指挥家于海指挥家于海
2011年3月5日,于海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上指挥奏唱国歌。2011年3月5日,于海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上指挥奏唱国歌。
于海(前右三)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交的有关国歌立法的提案获优秀提案。于海(前右三)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提交的有关国歌立法的提案获优秀提案。

原标题:国歌法诞生后要心存敬畏 但不是单个人唱不好就是违法

余玮

2018年3月3日、5日,国歌声中,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相继开幕。“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铿锵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

自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实施。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之后,另一重要的国家象征——国歌也有了一部专门的法律。这个消息让连续10年提案为国歌立法的全国政协委员于海非常激动,身为解放军军乐团团长的他曾在无数重大场合挥动手中的指挥棒,让激扬雄浑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四方。

连续10年递交提案

舞蹈家赵汝蘅委员戏言:“看来,我们执着一件事,有时还得发扬‘祥林嫂精神’!”

2017年9月1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

在长沙机场候机的于海收到了这个令他十分激动的消息。这年4月24日,于海第一时间获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正式将国歌法列入立法工作计划,将这一消息发至政协文艺组委员群中时,大家纷纷表示祝贺。此前,曾有委员在两会期间开玩笑说:“于委员每年提案国歌立法,有些絮絮叨叨,成了‘祥林嫂’。”这时,舞蹈家赵汝蘅委员戏言:“看来,我们执着一件事,有时还得发扬‘祥林嫂精神’!”

2008年3月,于海第一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首次参政议政,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提案呢?于海想起,这么多年来,自己从一个普通的乐队演奏人员,成长为解放军军乐团团长,与国歌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曾在国庆阅兵、奥运会开幕式等大型活动中指挥上千人的乐团演奏国歌。庄严的时刻,当几十万人安静下来,我指挥的手臂落下,铿锵有力的国歌奏响时,我心中的自豪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一直以来,我国有关国歌的法规几乎是空白。“我国早在1990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1991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但一直没有对国歌立法。为确保国歌得到同等对待,我建议抓紧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通过立法统一使用版本、统一使用场合、规范使用标准等。”于海说,2008年起,他连续10年递交有关国歌立法的提案。

于海说,在日常生活中,不尊重国歌、滥用国歌、国歌演奏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国歌演奏演唱时有的人缺乏敬意,打闹嬉笑、交头接耳,不注重文明礼仪,甚至私人婚丧庆悼和商业活动等场合奏唱国歌,都是非常不严肃的;其次,有人将国歌作为手机铃声,也有一些游戏的背景音乐使用国歌,甚至有人胡乱改编国歌词曲等等。由于历史原因,国歌的词曲谱先后出现多个版本,不统一的版本导致演奏演唱不规范。“这都是对国歌的不尊重。”

目前很多青少年对国歌并不够熟悉。在对大学生的一次调查中,能将国歌歌词全部写对的人数只占二成左右。在另外一次对小学生的调查问卷中,竟有人回答中国国歌的作曲者是贝多芬。于海认为国歌的宣传教育和国家立法同样重要,要让那些原先不会唱、唱不准国歌的人唱对、唱好。

尊重每个音符与字词

于海幽默地说:“感谢您的支持,终于见到‘曙光’了!”

2017年4月27日上午,于海受邀出席在全国人大机关举行的有关国歌立法的座谈会。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一次次为自己作提案答复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王曙光。王曙光紧握着于海的手说:“每次都是我给您写回复,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答复才让您满意,现在终于列入了立法计划。祝贺您。”于海幽默地说:“感谢您的支持,终于见到‘曙光’了!”

座谈会上,于海就国歌使用存在的问题、哪些情形不能使用国歌、国歌标准版本如何发布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6月2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国歌法草案,标志着我国国歌立法进入关键阶段。这让于海感到“非常兴奋”。

虽然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并实施了《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首次对国歌奏唱的场合、礼仪和宣传教育作出规定,但在于海看来,这些规定远远不够:“国歌是国家的第一声音,奏唱它的人必须心怀崇敬。”他坚定地认为,国歌使用规定非常有必要提升到法律层面。

8月28日上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国歌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提请审议。为鼓励和提倡公民和组织奏唱国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草案二次审议稿中建议增加规定:国家鼓励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国情感。而对侮辱国歌的违法行为,草案二次审议稿也进一步明确法律责任。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门提出,草案一次审议稿中“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广告”可能“误伤”公益广告,建议将不得奏唱、使用的情形集中规定。在国歌教育方面,草案二次审议稿提出“国歌列入中小学教材”,中小学应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学生学唱国歌,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9月1日这天下午,在长沙机场准备返京的于海接到王曙光的微信:“下午刚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歌立法投票,顺利通过!您的坚持,您的努力,您的贡献,终于有了结果!”飞机落地,打开手机,他接收到大量的祝贺短信与微信,原来新闻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国歌法的通过。

保护的不仅是46秒

“国外的乐队在演奏我们的国歌时,经常听起来不顺耳,就是因为使用的乐器问题。”

“国歌作为主权国家的声音形象,应该和国旗、国徽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比如它的标准是什么,应该用什么速度、什么情绪演奏,如果出现损害国歌的情况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等。”于海惊喜地发现,通过的国歌法比他的提案“更周到更全面”。

国歌法明确规定了应当奏唱国歌的九类场合,还规定: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不得有不尊重国歌的行为;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等。

虽然1982年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发布国歌的曲谱(旋律谱),但长期以来,并未发布标明配器、奏唱速度和力度的国歌标准曲谱,也未发布用于播放的国歌官方录音版本,导致国歌演奏存在不规范现象。为防止再出现上述情况,不让国歌的演奏、播放效果受到影响,国歌法规定,奏唱国歌应当使用国歌标准演奏曲谱或者国歌官方录音版本,由国务院确定的部门组织审定、录制,并在中国人大网和中国政府网上发布。

对此,于海表示十分赞同。有着多年演奏国歌经验的他告诉记者:“通常来看国歌能不能准确地奏唱,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乐队的配器问题。我们国家乐队演奏的国歌,顺耳、准确。但是,国外的乐队在演奏我们的国歌时,经常听起来不顺耳,就是因为使用的乐器问题。我们演奏国歌,开始用的都是明亮的小号,但有的国家就用黑管等,有时显得滑稽、不严肃。”

于海在电视中经常发现,在欢迎我国领导人的欢迎仪式上,许多国家军乐团演奏的《义勇军进行曲》竟然出现多处错误。“按技术水平来看,该国军乐团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游刃有余,究其原因,就是他们使用了一个错误的乐谱版本。”于海指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一些东道主国家演奏的我国国歌乐谱十分不规范,其中有的国家演奏的版本严重错误”。

于海曾一直呼吁,肆意亵渎、玷污国歌,在气氛不适宜的场合滥用国歌等行为,应受到法律的禁止,国歌法对国歌奏唱行为应予以规范,还国歌以严肃性和神圣性。欣慰的是,通过的国歌法对损害国歌形象的行为明确了处罚措施。

事实上,一些国家早已在法律中对篡改国歌或贬损国歌的行为有明确处罚条款。马来西亚《国歌法》规定,在公共场合对国歌表现出不尊重的人,将被处以不超过100林吉特(约合人民币159元)的罚款,或最长一个月的监禁。

校园里,孩子们三三两两经过操场走向教室,国歌突然响起,所有孩子们都自发停下脚步肃立……这样一段视频红遍网络,无数网友为之动容。“国歌理应被严肃对待,尤其在公众场合,应该制止、惩治恶意奏唱国歌的行为。”于海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唱歌跑调就会被处罚,重点在于要对国歌表现出应有的尊重。至于如何界定“恶意”以及具体采取什么惩治措施,需要交由法律专家、公安机关决定。

对于国歌立法,有人说,是不是以后唱不好国歌就违法了。于海表示这是一种误解。“国歌立法重点是说在正式场合下,对国歌要敬畏,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尊重;在公开场合下,演奏国歌应该有一个参照,使用正确的版本演奏;在重大场合下,国歌在演奏演唱时应该被尊重——并不是说单个人唱不好国歌就是违法。”

2017年9月6日,于海出席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和先进承办单位表彰会,并接受“优秀提案”奖牌。在2017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2274号“关于尽快为国歌立法的提案”原件上,记者注意到有金铁霖、梁晓声、王兴东、田青、吴欢、刘宇一、汪国新、李延声、孙丽英、董保华等40位联名提案人签名。于海坦言,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高兴自己能以提案的形式参政议政,服务国家与人民。

“第一声音”,成为浸入血液中的音符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国歌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进’,多一个‘进’字呢?我总是回答:这才是国歌的点睛之笔。”

新中国国歌经历了几次变动:1949年《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1978年《义勇军进行曲》被重新填词;1982年撤销1978年版本,恢复原始版本;2004年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上海音乐出版社利用专业优势,组织专家多次论证,通过与指挥新中国国歌最多的指挥家于海、著名钢琴家郎朗及解放军军乐团、中国爱乐乐团、中央歌剧院合唱团的合作,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钢琴独奏谱、钢琴与齐唱谱、管乐队总谱/分谱、管弦乐队总谱/分谱等多种谱本形式。所选乐谱通过多方版本考源,对国歌的奏唱、乐器的配置、演奏时长等均作出较为精准的诠释,维护国歌的严肃性。

“国歌的背后是国格,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于海说,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作为一名军人、指挥家,于海曾在无数重要场合指挥奏唱国歌,对国歌有着独特而深厚的感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义勇军进行曲》始终是中华民族的最强音。”

于海演奏、指挥过100多个国家的国歌,对中国国歌有最为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国歌有84个字,37小节,奏唱只要46秒。”在于海的家里,他仔细整理多年来积累的厚厚几大本简报、几大袋材料和几十个不同版本的国歌曲谱。“在演奏和指挥国歌的近50年中,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我的生命。”

社会上曾流行过有10多个国歌版本,对于国歌版本不统一造成的困扰,他有切身的体会。“我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奏唱国歌的指挥。就开幕式上怎么演奏国歌、用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速度演奏国歌等方面,我曾经与音乐总监发生过争执,他当时认为国歌要舒缓一点。这个音乐总监是我很尊敬的音乐家,造成争执的原因,就是因为国歌版本不统一造成的,因为当时国歌在用什么速度、用什么情绪演奏等方面并没有标明。”

刚开始,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为国歌立法。在一些场合讨论国歌立法的时候,还有人提出,我们的国歌歌词是不是过时了,是不是应该写一个新的歌词?但于海坚持:国歌不能改!

于海查了很多资料:1949年探讨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时候,也有人提出疑问: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什么还要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大家为这一句话展开了很多讨论。最终,还是确定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提醒中华民族居安思危、不断前进。于海说:“我们仍然需要居安思危、众志成城,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因此,国歌不能改。”

于海说,也曾有一些文化界人士对国歌有误解,有些知名文艺工作者甚至认为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然而国歌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世界上历时最久的荷兰国歌《威廉颂》已有近500年的历史,法国国歌《马赛曲》则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前夕,经历了战火的洗礼,一直延续至今。

“每首国歌背后都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我国国歌也是如此,在正式场合的使用和演奏时,无论歌词、基调、和声配器都不能随意修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国歌最后一句‘前进、前进、前进进’,多一个‘进’字呢?我总是回答:这才是国歌的点睛之笔——‘前进进’的节奏感,凸显了国歌精神的进行时态,它在指引我们。”于海说。

来源:北京日报

第697号

《快递暂行条例》已经2018年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总理李克强

2018年3月2日

快递暂行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保障快递安全,保护快递用户合法权益,加强对快递业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快递业务经营、接受快递服务以及对快递业实施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良好的快递业营商环境,支持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方式,引导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加强服务质量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安全保障措施,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快递服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确保政府相关行为符合公平竞争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快递业竞争秩序,不得出台违反公平竞争、可能造成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的政策措施。

第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件、包裹、印刷品以及其他寄递物品(以下统称快件)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除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对快件进行检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检查他人快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私自开拆、隐匿、毁弃、倒卖他人快件。

第五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全国快递业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公安、国家安全、海关、工商行政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快递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负责对本辖区的快递业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的快递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邮政管理机构以及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以下统称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与公安、国家安全、海关、工商行政管理、出入境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建立健全快递安全监管机制,加强对快递业安全运行的监测预警,收集、共享与快递业安全运行有关的信息,依法处理影响快递业安全运行的事件。

第七条 依法成立的快递行业组织应当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加强行业自律,促进企业守法、诚信、安全经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引导企业不断提高快递服务质量和水平。

第八条 国家加强快递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快递业信用记录、信息公开、信用评价制度,依法实施联合惩戒措施,提高快递业信用水平。

第九条 国家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和寄件人使用可降解、可重复利用的环保包装材料,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采取措施回收快件包装材料,实现包装材料的减量化利用和再利用。

第二章 发展保障

第十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快递业发展规划,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快递业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统筹考虑快件大型集散、分拣等基础设施用地的需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健全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相关配套规定,依法保障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十一条 国家支持和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农村、偏远地区发展快递服务网络,完善快递末端网点布局。

第十二条 国家鼓励和引导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采用先进技术,促进自动化分拣设备、机械化装卸设备、智能末端服务设施、快递电子运单以及快件信息化管理系统等的推广应用。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和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建立健全快递运输保障机制,依法保障快递服务车辆通行和临时停靠的权利,不得禁止快递服务车辆依法通行。

邮政管理部门会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等部门,依法规范快递服务车辆的管理和使用,对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的行驶时速、装载质量等作出规定,并对快递服务车辆加强统一编号和标识管理。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对其从业人员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培训。

快递从业人员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车辆。快递从业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快递从业人员所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依照民事侵权责任相关法律的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住宅小区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与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签订合同、设置快件收寄投递专门场所等方式,为开展快递服务提供必要的便利。鼓励多个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共享末端服务设施,为用户提供便捷的快递末端服务。

第十五条 国家鼓励快递业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等行业建立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快递业与电子商务融合发展,加强信息沟通,共享设施和网络资源。

国家引导和推动快递业与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行业的标准对接,支持在大型车站、码头、机场等交通枢纽配套建设快件运输通道和接驳场所。

第十六条 国家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依法开展进出境快递业务,支持在重点口岸建设进出境快件处理中心、在境外依法开办快递服务机构并设置快件处理场所。

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邮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建立协作机制,完善进出境快件管理,推动实现快件便捷通关。

第三章 经营主体

第十七条 经营快递业务,应当依法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邮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核定经营许可的业务范围和地域范围,向社会公布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的企业名单,并及时更新。

第十八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开办快递末端网点,并应当自开办之日起20日内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备案。快递末端网点无需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九条 两个以上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使用统一的商标、字号或者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

前款规定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遵守共同的服务约定,在服务质量、安全保障、业务流程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为用户提供统一的快件跟踪查询和投诉处理服务。

用户的合法权益因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而受到损害的,用户可以要求该商标、字号或者快递运单所属企业赔偿,也可以要求实际提供快递服务的企业赔偿。

第二十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保护其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对其从业人员加强职业操守、服务规范、作业规范、安全生产、车辆安全驾驶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第四章 快递服务

第二十一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寄件人填写快递运单前,应当提醒其阅读快递服务合同条款、遵守禁止寄递和限制寄递物品的有关规定,告知相关保价规则和保险服务项目。

寄件人交寄贵重物品的,应当事先声明;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要求寄件人对贵重物品予以保价。

第二十二条 寄件人交寄快件,应当如实提供以下事项:

(一)寄件人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二)收件人姓名(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三)寄递物品的名称、性质、数量。

除信件和已签订安全协议用户交寄的快件外,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收寄快件,应当对寄件人身份进行查验,并登记身份信息,但不得在快递运单上记录除姓名(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以外的用户身份信息。寄件人拒绝提供身份信息或者提供身份信息不实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收寄。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节假日期间根据业务量变化实际情况,为用户提供正常的快递服务。

第二十四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规范操作,防止造成快件损毁。

法律法规对食品、药品等特定物品的运输有特殊规定的,寄件人、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遵守相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

第二十六条 快件无法投递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退回寄件人或者根据寄件人的要求进行处理;属于进出境快件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办理海关和检验检疫手续。

快件无法投递又无法退回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属于信件,自确认无法退回之日起超过6个月无人认领的,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在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督下销毁;

(二)属于信件以外其他快件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登记,并按照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处理;

(三)属于进境快件的,交由海关依法处理;其中有依法应当实施检疫的物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快件延误、丢失、损毁或者内件短少的,对保价的快件,应当按照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与寄件人约定的保价规则确定赔偿责任;对未保价的快件,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国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快件损失赔偿责任险种,鼓励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保。

第二十八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实行快件寄递全程信息化管理,公布联系方式,保证与用户的联络畅通,向用户提供业务咨询、快件查询等服务。用户对快递服务质量不满意的,可以向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投诉,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7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用户。

第二十九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停止经营的,应当提前10日向社会公告,书面告知邮政管理部门,交回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并依法妥善处理尚未投递的快件。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暂停快递服务的,应当及时向邮政管理部门报告,向社会公告暂停服务的原因和期限,并依法妥善处理尚未投递的快件。

第五章 快递安全

第三十条 寄件人交寄快件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收寄快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二十四条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

禁止寄递物品的目录及管理办法,由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三十一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收寄快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验视内件,并作出验视标识。寄件人拒绝验视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不得收寄。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受寄件人委托,长期、批量提供快递服务的,应当与寄件人签订安全协议,明确双方的安全保障义务。

第三十二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可以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企业对快件进行安全检查,并对经过安全检查的快件作出安全检查标识。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委托第三方企业对快件进行安全检查的,不免除委托方对快件安全承担的责任。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或者接受委托的第三方企业应当使用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安全检查设备,并加强对安全检查人员的背景审查和技术培训;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或者接受委托的第三方企业对安全检查人员进行背景审查,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三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发现寄件人交寄禁止寄递物品的,应当拒绝收寄;发现已经收寄的快件中有疑似禁止寄递物品的,应当立即停止分拣、运输、投递。对快件中依法应当没收、销毁或者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物品,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配合调查处理;对其他禁止寄递物品以及限制寄递物品,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建立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妥善保管用户信息等电子数据,定期销毁快递运单,采取有效技术手段保证用户信息安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出售、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信息泄露的,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十五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快递服务安全。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依法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定期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发生突发事件的,应当按照应急预案及时、妥善处理,并立即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快递业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应当以下列事项为重点:

(一)从事快递活动的企业是否依法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

(二)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实施;

(三)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是否妥善处理用户的投诉、保护用户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以随机抽查为重点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公布抽查事项目录,明确抽查的依据、频次、方式、内容和程序,随机抽取被检查企业,随机选派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对快递业务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提高快递业管理水平。

第三十八条 邮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监督检查措施。邮政管理部门实施现场检查,有权查阅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管理快递业务的电子数据。

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侦查犯罪活动的需要依法开展执法活动,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提供技术支持和协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处理场所,包括快件处理场地、设施、设备。

第三十九条 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部门的联系方式,方便公众举报违法行为。

邮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的,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对实名举报的,邮政管理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未取得快递业务经营许可从事快递活动的,由邮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或者其分支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一)开办快递末端网点未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备案;

(二)停止经营快递业务,未提前10日向社会公告,未书面告知邮政管理部门并交回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或者未依法妥善处理尚未投递的快件;

(三)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原因暂停快递服务,未及时向邮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告暂停服务的原因和期限,或者未依法妥善处理尚未投递的快件。

第四十一条 两个以上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使用统一的商标、字号或者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未遵守共同的服务约定,在服务质量、安全保障、业务流程等方面未实行统一管理,或者未向用户提供统一的快件跟踪查询和投诉处理服务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

第四十二条 冒领、私自开拆、隐匿、毁弃、倒卖或者非法检查他人快件,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前款规定行为,或者非法扣留快件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三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邮政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不建立或者不执行收寄验视制度;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禁止寄递或者限制寄递物品的规定;

(三)收寄快件未查验寄件人身份并登记身份信息,或者发现寄件人提供身份信息不实仍予收寄;

(四)未按照规定对快件进行安全检查。

寄件人在快件中夹带禁止寄递的物品,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四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邮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快递运单及电子数据管理制度;

(二)未定期销毁快递运单;

(三)出售、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快递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用户信息;

(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用户信息泄露的情况,未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或者未向所在地邮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四十五条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在经营活动中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由邮政管理部门吊销其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四十六条 邮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