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教版历史课程网,川教社历史课程网   
banner
访谈|文学的使命与国家形象塑造——文艺理论家徐放鸣访谈






徐放鸣教授



文学的使命与国家形象塑造

——文艺理论家徐放鸣访谈

受访专家:徐放鸣

提问整理:叶炜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6年第1期






“形象诗学”与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




叶炜:从《沫若诗话》到《创作个性研究》,再从《审美文化新论》到《审美文化与形象诗学》,我注意到,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您的学术研究经历了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到文艺学、到美学以及文化学研究的转变,其中的研究跨度显而易见,研究方向也有明显的变化,您怎样看待这种改变?

徐放鸣:应该说,我的研究最初都是因为兴趣所在。当年的大学时代,我在吴奔星教授等学术大家的指引下尝试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了第一本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当然离不开文艺理论的支撑,我的学术兴趣很自然地就转移到了文艺学和美学层面。而从文艺学扩展到文化研究,则是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的自然升华。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增殖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打通”,这种“打通”既是学术边界的打通,更是学术思想的打通。学术研究固然要做好“体内循环”,更需做好“体外循环”,要接地气,要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我一直认为,搞研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要带着现实的体温力求有补于世,带着问题意识,使自己的学术既能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也成为学者的自我选择。我的学术转向正是如此。所以,这种转向既是适应现实需要的考虑,更是我的学术兴趣的自我选择。这几年,我之所以能够提出“城市审美文化”和“地方审美文化”研究以及文学中的国家形象构建这些创新性的学术课题,正是追求学术“打通”和做好学术的“两个循环”的结果。

叶炜:您在文章中多次阐述“形象诗学”的概念,这与传统的文艺理论里的形象论有何区别?为何要提升为一种诗学?

徐放鸣:中国学术语境里的“形象诗学”是由文艺理论中的传统形象理论发展而来,它历来都是文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且在其理论发展中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和传承。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论核心范畴的解析和继承基础上,另一方面又从西方古今文论中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逐步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形象诗学理论,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的可贵实践,显现出形象诗学理论发展的不同走向。赵炎秋教授和王一川教授都曾经在这个领域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我本人的形象诗学研究显示了前后期不同的侧重点。前期是在传统形象研究领域内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做现象考察和个案分析。譬如从形象塑造的对象主体性入手,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发展规律做系列研究,针对人物性格的“背叛”现象——违反作家创作初衷而自然发展,探索其中存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主动性与被动性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和层次性等,以此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文艺作品的形象诗学研究”。又如,将形象诗学的理论扩展到文学以外,运用于影视批评实践,对产生广泛影响的影视作品主人公形象及人物群像做个案分析,并且进一步讨论当今时代英雄形象的塑造面临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趋向,提出了值得警惕的非英雄化倾向问题,这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讨论。后期我重点就“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提出问题,在《文艺报》展开了相关讨论,我认为,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中塑造出我们正面的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是当代中国文艺责无旁贷的现实使命。我们既要肯定当代文艺实践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存在的明显缺失。例如文艺形象纷杂背后的相对单一、深度缺失、原创性不足,要看到中国当代文艺形象序列表面上的琳琅满目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苍白平淡。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还缺乏以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充分的自觉意识,还没有在这个方面形成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领。为此,迫切需要努力拓展形象诗学的研究视域,将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纳入其中,同时,要从文学领域的形象塑造扩展到整个艺术门类各个艺术形态的形象塑造,形成适应新形势的形象诗学研究格局。

叶炜:最近几年,您着重做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这是您拓展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面的研究?它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徐放鸣:经过三十多年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特别是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二之后,世界各国已经开始接受中国作为有较强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的事实,因而更加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同时中国也更加关注自身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外交、国民素质等方面所呈现的综合形象,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国家形象焦虑”。显然,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产生的提升国家形象的期待与域外中国形象观感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因素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阴影的影响,也有我国在现阶段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还突出地表现着国民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制约因素。这些方面都为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问题增加了现实的紧迫感,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实践领域。

从现实意义上说,这一研究以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为视界对国家形象构建进行整合研究,首先可以为当前我国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一重大的时代性命题,为凝聚民族力量、提升国家形象、扩大中国的世界性影响等,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提供基本理路和实践方略。其次,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主动进入国家形象构建层面,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彰显了文艺的现实关怀品格与建构主义取向。可以在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独特的影响作用。再次,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总体框架,可以通过理论的自觉促进和指导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更加自觉地融入国家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当前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塑造。

叶炜:关于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是不是单纯地为了面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面中国形象?对内有何作用?

徐放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面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面中国形象固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也并非单纯如此,还有对内着眼于国民素质引领和提升的考量,要充分发挥文艺作品对国民的人文素养和价值观的塑造作用。因此,研究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问题,与努力发挥文学艺术的审美教育作用的旨归是一致的。

文艺创作主要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广阔视野中通过抒写、刻画、表现、展示关于中国的人、物、事,以审美创造方式建构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体系是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的张力中,以“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出的多元化样态。这种形象呈现当然不同于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中所展示的中国形象,而具有明显的审美特殊性。我对它做了如下概括:第一,它是生动形象、感性具体的艺术化呈现,而不同于一个抽象的“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观;第二,它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是以审美化的形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感;第三,它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在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关系中展现中国的多样化面貌;第四,它是个性化的,以民族的、地域的、民俗的独特人文生态展现中国文化多元而又具有整体感的独特风貌。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审美呈现的特殊性,文学应当是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当代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过程。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着对中国形象的自发性书写,也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形象记忆。例如古代诗人和作家呈现的农耕文明时期的古典中国形象、现代作家和诗人在五四新文化冲击下所呈现的多重矛盾互相激荡的现代中国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家和诗人所呈现的昂扬向上、改天换地的红色中国形象、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作家所体验到的开放多元、富有人性深度的当代中国形象等。仅以新时期以来“茅盾文学奖”的九届获奖作品共43部长篇小说而言,就足以反映出文学塑造中国形象的生动实践和创新探索,可以作为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来进行文学塑造中国形象的专题史研究。当前,在确立文学应当主动塑造面向世界的崭新中国形象的自觉意识之后,我们要着意探索文学中国家形象的丰富内容,譬如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国人形象;古老、多彩、现代的中华文明形象;发展、开放、和谐的中国社会形象;优美、宜居、独特的中国生态形象等。

应当指出,文学领域关于中国形象的构建不是一个当下的“瞬间性”行为,不是单纯地为了面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正面中国形象,而是一个富于历史感的“延续性”进程,体现了历史传承性、现实针对性和未来理想性的融通与统一。需要对当代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性、现实性与理想性问题做整体性的把握,从中寻找其历史嬗变、范式重构的内在机理,进而把握其总体规律。

叶炜:我还注意到,您在最近的文章中,又把主动塑造中国形象提升到当代文学的新使命,着力阐发了文学的使命与中国梦的关系,为什么要重新谈这些宏大叙事式的问题?

徐放鸣:关于文学的使命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历来都有涉及“文学何为”的讨论和不同认识。然而在当今中国,在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和现实语境中,面对新的生活实践,文学的使命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我们的文学如何反映中国梦的实践历程,如何书写普通中国人的出彩人生,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同时也为文学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面对新的伟大时代,文学将如何有所作为,从中可以揭示出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新内涵。

我们的文学要自觉塑造面向世界的崭新中国形象,这是新的伟大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实现中国梦必须努力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包括面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准确阐释中国精神,主动塑造丰富多彩、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中国形象。在这方面,文学界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紧迫的使命感。事实上,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形象曾经被西方建构已久,其间经历了从热情赞美和景仰,到全面否定和蔑视,再到如今重视中的毁誉参半。这种在西方视域中根据其自身需要而构建的中国形象由来已久,影响很大,从中也折射出我们自身建构国家形象的主动意识严重缺位。如今,崛起的中国面向世界时更加关注自身的形象建构,也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实践来构建和传播更加完善的中国形象,以文学形式来塑造中国形象应当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为此,需要我们努力增强以文学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使命意识,积极探索文学承载国家形象的有效形式和内在规律。这应当是当今时代语境下新的“文学的自觉”。

就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言,实现中国梦迫切需要提升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不仅要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且要追求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国梦的实现取决于追梦人自身的素养、能力和理想境界。文学作为“人学”,恰恰可以发挥其愉悦身心、陶冶性情、启迪人生、提升境界的作用,为追梦人生动地展示中国梦的文化图景。可以说,对我们的国民讲好故事,写出中国人的精神气象,生动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努力提升中国人的审美境界和人文品位,是文学界投入中国梦宏图伟业的必然担当,也是文学界的崇高使命。




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与国家形象塑造




叶炜: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无疑,最能反映当代中国现状的是当代文学。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塑造上有怎样的收获,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

徐放鸣:中国当代文学与共和国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七年,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它以独特的审美方式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回顾过往,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对国家形象的呈现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尤其是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以及近几年中国作家协会实施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都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已经有了一定自觉。中国当代文学随时代脉动而不断创新与发展,以文学特有的使命与担当为世界塑造出统一又多样的中国形象。具体来说,中国当代文学从如下五个方面成功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多元面貌和蓬勃生机。

一是开放形象。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的中国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这种开放形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展现逐步深化的体制改革。改革是开放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的开放程度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而不断深化,如张宏森《车间主任》展现的北方重型机械厂的改革历程;吕雷、赵洪长篇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描绘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进程。其次是表现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巨变。以农村与城市为视点展现了充满活力、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形象。孙力、余小惠《都市风流》表现了城市的改革;何建明长篇纪实文学《江边中国》全景式记录了江苏永联村,这个长江滩涂上的贫穷村落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一个村的‘中国梦’”。由此,中国的开放形象也成为最具国际认同感的国家形象特质。

二是民族形象。为抵御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趋同”、民族性消退等风险,弘扬民族精神、展现“地方性”成为文学构建国家形象新的立足点,尤其是其中的地域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呈现民族形象方面成就突出。这一民族形象既是指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形象,也包含当代文学中各少数民族形象的生动展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相似而又独具本民族特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神采各异的民族风情,如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张承志的《心灵史》,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等文学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多个民族独特的艺术形象。

三是世俗形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日趋繁荣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个人,下移到了世俗而琐细的生活情境。在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重视对日常生活和寻常人物的非典型化书写,呈现出一种特定时代下的世俗形象。以新写实主义小说为例,在“市场化”的文学时代,作家将“社会化叙事”转向“私人化写作”,崇尚“零度叙事”,消解了精英与平民的差异,拒绝崇高、回避理想,表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叙事美学与生活哲学,展现出一幅独特的世俗形象。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太阳出世》等作品注重表现平常人家的悲欢离合和普通人的琐碎生活,为世人呈现了活在当下的中国人的生存现实。

四是文化形象。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国家经济崛起与文化发展的失衡导致了人们的焦虑。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建设文化强国成为国人新的文化理想。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就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呈现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使命。回顾当代文学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呈现,可以看出这种努力是一以贯之的,比如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对玉文化的描写,王安忆《长恨歌》对上海弄堂文化的刻画,王旭烽《茶人三部曲》对茶文化的展示等等,这些作品都以文学特有的形式展示了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

五是美丽中国形象。新的时代语境下,文学对国家形象的呈现又展现出新的内容,即努力呈现美丽中国形象。当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生态问题愈发关注,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生态美学的倡导与研究也成为文学呈现美丽中国形象的理论先导。这里的美丽中国形象是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所展现出的优美、宜居、独特的中国生态形象。美丽中国作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构成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国文学勇于承担时代的责任,为世界呈现一幅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注重环境保护的中国生态形象。如裔兆宏的长篇报告文学《美丽中国样本》,记录了南水北调工程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贡献。又如大型电视纪录片《美丽中国》,为世界展示了中国生态的独特魅力。这些创作实践都为美丽中国形象的呈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富有文学性的长篇小说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对这些作品呈现国家形象的成就进行回顾,可以从更深的层面把握中国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内在审美规律,或者称之为审美“共性”。以长篇小说为例,我认为这种审美规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统一”。

一是史诗情结与“社会生活史”、“民族心灵史”呈现方式的统一。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以“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国家形象多元而又整体的样态,着重塑造中华民族在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史、民族精神世界变迁史中的多元形象,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人、物、事。回顾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作家的史诗情结贯穿于整个当代文学。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已经从“共名”走向“无名”,“宏大叙事”亦被诟病,然而“史诗性”依然被看作评价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标准,评论家亦不吝惜用“史诗”来评价优秀的长篇小说。如雷达评论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是“史与诗的恢弘画卷”,陶然评价阿来的《尘埃落定》是“西藏的史诗”,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被称为是“民族秘史”等。在史诗情结的影响下,中国作家的创作尤爱“大部头”,力争“全景式”。从国家形象构建研究领域看,史诗所具有的客观性与整体性的内在特质、崇高与宏伟的美学风格、民族性与人类性相融通的思想内涵都与国家形象“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呈现方式遇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手段。作家的史诗情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一种审美“共性”。

二是英雄情结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性特征的统一。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性特征是指国家形象的呈现需要富有责任意识的创作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形象的建构中来,以蕴含正能量的国家形象为表现内容,影响本国国民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发挥对自己国民的启迪、凝聚、提升的作用,以实现文学艺术所特有的审美教育功能,同时也积极影响他国读者对“他者形象”的构建,从而努力修复被歪曲、误读、妖魔化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社会责任感,反映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则表征为英雄情结,英雄形象的塑造亦被当前的主流作家所钟爱。时代需要英雄、人民也需要英雄,虽然近些年由于人们对“高大全”、“假大空”式英雄的厌弃,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非英雄化倾向,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中英雄形象依然是国人心中最为深刻的形象记忆,如《历史的天空》中的革命英雄,《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中的改革英雄,《抉择》、《至高利益》中的反腐英雄、《亮剑》中的另类英雄等等。英雄所具有的价值尺度,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时代精神的化身,具有超越性的品格,对国民有着引领、激励与启迪的作用。同时英雄也是展示时代风云、历史变迁,为世界呈现新时期开放多元的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因而,在英雄情结的影响下,作家以时代精神与主流价值为叙事起点,达到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性相一致的审美效果。

三是现实主义情结、人性深度与国家形象构建主体间性特点的统一。文学中国家形象的构建不取决于单一的主体性,而是取决于作家与读者双向的主体间性。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间性是指在国家形象的构建中要重视接受主体,要以更易于为本国读者与他国读者观众所理解和接受的内容、形式、策略来塑造自己的国家形象,最终形成构建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如果文学构建的国家形象“叫好不叫座”,接受范围局限于评论家、文学研究者的狭小圈子,这种国家形象显然是没有价值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虽曾一度被怀疑与贬低,最终却以独特的文学生命力实现了回归。作家心中也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情结,这种现实主义情结尤其体现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特有的反映时代,贴近现实、客观描写等特征,易于被读者认可与理解,促进了国家形象的接受。另外,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在深入探讨如何“走出去”的问题,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标志,其作品所富有的人性深度成为莫言成功的重要原因,这种人性深度亦如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寓言性色彩。从国家形象传播的角度看,中国当代作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性深度具有“世界性”品格,成为与“他者”文化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就是以这种现实主义、人性深度与国家形象构建的主体间性特征实现了统一。

回顾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国家形象呈现问题,我们也要正视存在的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形象构建的想象性与现实性失衡。文学中的国家形象构建既是想象性的又是现实性的,并且偏重于想象,文学构建国家形象就是需要努力缩短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想象性的国家形象生动反映现实的中国。反观当下,部分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明显不够,部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闭门造车”、“技巧优先”等问题无疑拉大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贴近读者的生活实际,以致作品脱离现实,偏离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使得读者在阅读中产生接受障碍,因而无法实现构建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

二是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形象批评”乏力。我们在关注文学呈现国家形象的创作主体、接受与传播主体的同时,并未忽视文学批评这一要素,因为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为突出的动力与纽带作用,它既推动着文学创造,又影响文学的传播与接受,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影响着整个文学活动的实现。目前对于文学如何呈现国家形象的批评与研究显然乏力,从国家形象构建的角度开展的“形象诗学”研究亟待加强。我们迫切需要深化对于文学艺术塑造国家形象的内在机理、形象谱系、审美规律、传播特性的研究,形成支撑“形象批评”的理论基础。有鉴于此,我们的文学批评同样需要增强主动塑造国家形象的自觉意识,努力促进创作与批评两方面构成国家形象塑造的合力,共同探索当代文学有效构建中国形象的创新境界。




文艺实践与核心价值观




叶炜:当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正在积极倡导作家艺术家带头弘扬核心价值观,参与志愿行动,展现正能量。您认为当下文学在传递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观方面能有怎样的作为?

徐放鸣:传递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观是文学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明确的鲜明导向。面对新的时代使命,我们需要对当下文学的功能定位和价值追求做出反思。在市场化取向之下,文学的娱乐性功能得到过度放大,猎奇式的、浅表化的、快餐化的、一味媚俗的甚至“重口味”的书写在博人眼球,对经典的“祛魅”和“戏仿”流行,进而形成了传统韵味疏离、意义中心泛化、人文关怀淡薄、作秀恶搞成风等倾向,浮泛的娱乐化以及媚俗之风降低了文学应有的品位,而真正应当追求的中国文学的原创性却明显缺失。为此,应当重新提出文学的超越性功能问题。固然,不应该把娱乐性与超越性对立起来,在现实层面上,应当重视文学活动的娱乐和交流功能,而在超越层面上应当更加重视文学的情感体验功能和人格提升功能。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实层面发挥文学的休闲娱乐功能,不能满足于“浅阅读”的畅销和流行,而要更深刻地追求超越层面的发展性功能——发展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情感世界、塑造审美化的人格精神,也就是说,要体现出鲜明的审美人文精神。这种审美人文精神是在形象感悟和情感体验中对高尚的人格和纯净的情感的启悟和认同,是以文学审美的感性方式对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昭示,也是对国人素质发展和人格建设的积极促进。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增强使命意识,自觉地将文学功能的发挥由现实层面导入超越层面,吸引读者既在喜闻乐见中获得愉悦身心的当下快乐,又于潜移默化中获得启迪,体悟生活,进而提升人格境界。回想当年,王朝闻先生曾经用“适应与征服”来概括文艺如何发挥积极作用,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娱乐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关系,是在喜闻乐见的基础上追求潜移默化,引导提升。值得警惕的是,如今一些作品只是一味“适应”,而放弃了“征服”,于是片面追求市场效应,流于迎合与媚俗,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文学应有的审美理想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自身特性而言,其独特的审美魅力恰恰在于诉诸读者的心灵体验,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建构起新的意义世界。在文学的非直观性审美形态中可以激发读者更多的艺术想象和情感体验,唤起读者对隽永的诗意和人性的光辉的向往与追求。因此,中国文学要担当起传递正能量,弘扬核心价值观和具有时代特点的人文精神的使命,必须着力提升自身审美表现的原创性。在对原创性的自觉追求中,中国文学才有可能为世界贡献有价值的文学经验和精神成果。

叶炜:我在一篇书评中曾经用“贴着地面飞行”来形容您的学术研究,您怎么概括您的学术研究的特点?你认为当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是否存在什么问题?

徐放鸣:学术研究不能自说自话,文艺理论研究更是如此。我近期在一次文学理论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那就是远离文学现场,脱离文学实践, 热衷于引进和套用西方概念来建构理论,只在圈子内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一味地“体内循环”。这使得文学理论和批评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越来越弱,作家对于搞理论和批评的人往往敬谢不敏。实际上,不能对文学创作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有何存在意义?理论研究的“空对空”只会将我们的研究不断地“小众化”和“圈子化”。我认为当前的文学理论尤其需要处理好理论创新和实践运用的关系,既要注重具有理论原创性的知识生产,更要注重与创作实践的紧密结合。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就是力求体现这样的特点,比如把文化研究拓展到国学领域,把文艺理论与传统文化阐释相结合,又如借助央视《百家讲坛》把文艺理论应用于影视艺术形象分析,让文学理论研究走向大众。在此意义上,我同意你所说的“贴着地面飞行”的观点。学术研究要接地气,要立足于中国大地,贴近中国文艺现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保持“飞翔”的姿态,在“地面”与“高空”中自由翱翔。



徐放鸣(1957—   ),江苏靖江人。江苏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教师教育学会理事、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传媒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宣讲专家库专家等。研究方向为审美文化与文艺美学。著有《审美文化与形象诗学》、《文化观照与美学阐释》、《审美文化新视野》、《审美文化新论》、《沫若诗话》、《创作个性研究》、《真理与人格的文化精神》、《高校美育概论》等,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来源:中外文论



欢迎原创投稿,微信投稿邮箱:

tonydongning@163

欢迎订阅《中原文化研究》杂志

学术文章投稿:zywhyj@126

关注公众号:zywhyj或长按二维码


前一篇<<上一篇:漫谈|供养一个皇帝要多少钱  
 下一篇:没有了 >>后一篇